【新闻报道】来源：中国广州网 http://www.guangzhou.gov.cn/node_2190/node_2222/2015/11/03/1446515579606790.shtml
首届“城市观察”圆桌会议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会议在广州举行
10月30日， 由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“城市观察”圆桌会议——“新常态·新挑战·新增长”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会议在广州举行。
10月29日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。“十三五”规划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，广州如何在新常态下进行全面深化改革、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、实现经济新增长，是当下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。围绕会议主题，政府官员、专家学者、企业代表们共同聚焦新常态、直面新挑战、献策新增长。
广州市社科联党组书记、主席曾伟玉表示，搭建“城市观察”圆桌会议这一平台，正是要发掘、聚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力量和智慧资源，观察、聚焦城市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挑战，研究、探索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律与路径，推动学术理论创新与决策咨询服务，服务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。
文/广州日报记者 谭敏
图/摄影记者 庄小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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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团五线”
重塑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
倪鹏飞(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)
“胡焕庸线”是我国经济地理的一条重要分界线，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空间的基本格局，也反映出我国空间发展的严重失衡。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，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正在发生着变化，首先，中国经济空间正在呈现出“东中一体、外围倾斜”的新格局。其次，中国城市体系正在呈现出如一只巨手一样的“一团五线、开放互联”的新格局。如果能够针对这一新格局所表现出的特点，尊重区域经济发展规律，对我国的空间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，必将有利于突破胡焕庸线。
倪鹏飞分析认为，中国现有的空间战略存在一些不足：第一，东部先行、西部开发、东北振兴、中部崛起四大战略彼此分割，未能实现互联互通;第二，“两横三纵”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格局是全国统一的以线带面，未能考虑区域差异，实现差异化发展;第三，增长极战略极化效果明显，但带动作用不足，未能发挥网络效应带动区域整体发展。
针对这些不足，倪鹏飞对未来中国经济空间和城市体系发展提出如下建议： 一是调整空间布局战略，即从原来的东部、中部、东北、西部四分区调为二分区，即中心区和外围区。东部和中部形成自主发展区，采取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;东北和西部构成政策扶持区，采取政策干预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模式。二是调整中国城市体系空间布局战略，推进“一团五线”发展格局。三是自主发展区重点实施“东中一体、群网带面”的发展战略。四是政策扶持区重点实施“五线带面、开放互联”战略。五是线外实施“以点带面，适度平衡”战略。
广州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定位与作为
隋广军(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)
广东改革开放35年之后，面临新的形势，必须打造对外开放的新格局。目前广东面临四大风险，一是随着欧美再工业化和东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，产业空心化危险。二是在国家全面开放战略中被边缘化的风险。三是过度依赖港澳间接投资，存在与世界产业转移和技术发展趋势脱节化的风险。四是被其他沿海地区赶超和改革动能衰退化的风险。
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广东要做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者，国家重大对外开放战略的践行者，有为政府的建设者，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者，把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成现代化强国的探路者，以及本土优秀跨国公司的培育者，总体目标是构建多元开放和创新驱动的对外开放新格局。
隋广军提出，广州新一轮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，是接轨国际的规则型开放、程度空前的纵深性开放、量质齐增的升级型开放、环境友好的低碳型开放、以点撬面的载体型开放、创新驱动的智慧型开放、优进优出的平衡式开放。
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，广州应该重视和解决存在的问题，主动对接国家战略，担当起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战略支点的任务和责任，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城市，成为国际商贸中心城市，打造现代化新型城市样板，打造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中国名片，让老百姓享受更多发展的福利。
城市群经济极化现象显著
宁越敏(华东师大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)
城市群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政策、规划里的一个重要内容。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，提出优化城镇化布局形态上讲到“已经形成三大城市群”，同时还要形成若干城市群，希望城市群能够扮演区域发展增长极的作用。
如果城市群要扮演增长极作用的话，就必然会有核心和边缘。核心地区当然是功能集聚比较强的地区，它是一个区域的增长极。它能够通过要素的集聚，对一定区域产生辐射，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。那么，当城市群空间范围很大的时候，它内部的发展差异会非常大，边缘地带起不到所谓的增长极作用。
城市群能不能够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?宁越敏认为，数据显示，大多数城市群经济极化现象显著，实际上他们的区域差异是在扩大。从学术的角度来讲，当区域差距在持续增大时，政策是很难推行下去的。这也是国外增长极战略在推出50年后，现在差不多都放弃的原因所在，因为起不到预想的作用。
他提出，城市群是一种多中心、跨行政区的城市化地域组织，区域治理是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关键。涉及两个层面，一是不同区域内城市政府间的协调机制。二是公私之间的合作。主要指政府与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和私营组织间的合作。合作主要内容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、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、环境保护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。现在中央也希望推进PPP合作(公私合作)，这种新的发展模式，在城市群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，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。
建设世界级的珠三角城市群
汪一洋(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)
中国有长三角、珠三角城市群，还有京津冀、环渤海城市群。汪一洋认为，最有条件打造像伦敦、东京一样的世界级城市群的，还是珠三角城市群。因为珠三角的城市是在一个省的范围内，容易整合。同时还可以发挥香港金融中心、物流中心、商贸中心和澳门休闲中心的作用。
建设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，就要有中心城市与城市网络。过去我们在讨论城市发展的时候，比较注重单个城市的发展。比如城市的规模是多大，人口有多少，GDP有多少，而对城市的辐射能力、带动能力、集聚能力考虑得比较少。打造中心城市，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，形成相互联系、相互补充的城市群或者城市网络，是建设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要解决的问题。我们有广州和深圳这两个双子座的中心城市。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，深圳是国家经济中心城市，这个城市群应该是由广州、深圳来带动的。
城市有竞争力、凝聚力、辐射力就一定GDP最强或者人口最多?汪一洋认为也不一定。他分析说，香港的人口不多，地方也不大，GDP也很快会被广州、深圳超过，但是很难说广州、深圳的竞争力超过了香港。所以中心城市还是以竞争力考虑更有代表性。我们在城市群建设上应该有世界眼光，不要老是跟国内比，要跟世界的城市相比较。我们跟首尔比，我们处在什么状况，我们的市场化程度怎么样，我们的国际化程度怎么样，我们的法制化程度怎么样，我们的创新能力怎么样。我们跟新加坡比，我们跟香港比，我们跟洛杉矶、旧金山比，跟这些城市比，可能更有利于城市的发展。
观点
自贸区的试验，再加上产业结构转型和科技创新，任务十分艰巨。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好解决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问题。贸易自由化、投资便利化、金融自由化，也是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。我们的企业能否在一个国际化、市场化、法治化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，形成国际竞争力也很重要。我们要鼓励政府和企业胆子再大一点，步子迈得再快一点。
——佟家栋(南开大学副校长)
广州是中国珠三角的核心区，它完全可以依照首都经济圈的演化规律来重点打造服务经济、总部经济、绿色经济、知识经济、园区经济、临港经济、临空经济、临轨经济八个城市的经济业态。广州虽然不是首都，但它是区域的政治中心，它可以以这样的架构来吸引周边的资源。
——刘瑞(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)
广东讲创新驱动，在市场上如何支持创新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阻碍创新的还不是前端，而是流通领域、市场领域。比如，我们的产品研发出来后，要招标才能进入市场，可是广东省已经五年没有招过标了。今年出了一个招标征求意见稿，它的评分标准中要看过去的销售额以及进入了多少家医院，我们是新产品，没有销售额，只能得零分。价格干预和管控不放开，对企业创新有很大的制约。
——袁玉宇(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)
实现工业4.0的过程中，我们要采取一些并行的战略。以前我们都是讲弯道超车、跨越式发展，其实开车的人都知道弯道超车是非常危险的，能够直道超车为什么要弯道超车?同样，跨越式发展会存在断层的危险。所以我们要在2.0补课，在3.0补齐，在4.0带动我们的发展。在发展过程中，我认为，不要在落后的工艺机上搞自动化，不要在落后的管理基础上搞信息化，不要在不具备数字化基础时搞智能化。
——黄兴(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)
城市更新不能回避多元利益主体，多元的利益主体充分协商和参与，能形成共同认可的地方价值，提升整个区域的价值。除此之外，容积率是有效的城市中心的调控工具，城市的开发和再开发，应该在规划引领和市场导向之间去寻求一个平衡。城市管理和项目运营模式也需要不断创新。
——张昱(广州国际商贸中心重点研究基地主任、教授)
